张伯英：慧眼能识书圣二帖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徐州铜山县人，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收藏家、碑帖鉴定大家、诗人、学者。

张伯英之所以自小就对碑帖产生兴趣，与其家风有关。张伯英父辈即喜欢碑帖，并时常收购有珍贵的版本。张伯英在《帖平·平远山房法帖》记述：“予十二岁（当为一八八二年），先君归自汴（河南开封），行笈中册页一开是潘曾莹、张之万题松雪（赵孟頫）汲黯传者，不知何以散出。张跋有‘吾乡李氏平远山房石刻’云云。”

《萧憺碑·萧秀碑阴》是张伯英十八岁时的收藏，乃是以五银饼购于碑铺当中：“光绪己丑（一八八九），先府君携予同族兄维周、族侄慈阴应江宁省试。试竣，偕兄、侄游状元境，于碑铺中见此，爱不忍释，需银五饼，与兄、侄各假其一乃收之。先府君笑曰：“汝嗜此无用物，乃累及同游乎？”往事如在目前，予今已六十（己丑年十九，是冬娶妇）。”

在担任公职期间，张伯英留意搜集大量碑帖善本，为以后的碑帖考证和研究积累了实物基础。此时，为了挽救善本不至流失，他不惜重金，竭尽全力搜罗大量珍贵碑刻拓本。如后来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保存的《牛耕图》和《纺织图》，是现存极为稀少的能够反映汉代男耕女织农业社会的实物图像资料。

慧眼能识书圣二帖

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张伯英则极力购藏保护之。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张伯英当年购藏王羲之的《此事帖》和《十七帖》。

《此事帖》三行二十字，曾刻入《郁冈斋帖》和《经训堂帖》等，钤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等数印及黄庭坚、黄伯思诸家的观款，明吴宽题跋：“右军此帖所存仅二十字，亦盖尝入金源御府，章宗数印犹灿然楮墨间，签题亦其手笔，信可宝也。”明陈绎也说：“右军《此事帖》三行，笔如游龙，所谓笔书也。”

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自唐之后，片纸只字无存，我们也只有从唐人的摹刻勾填中去领略他书法的风采了，这件《此事帖》是唐代的摹本，舒展大方，行笔流便，雍容酣畅，欹侧萧散，真瑰宝也。

《十七帖》更是宝中之宝。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历来推《兰亭序》《集字圣教序》和《十七帖》。《十七帖》集王羲之尺牍二十九种，多为致蜀地益州刺史周抚者，源远且正，为王书中最为可信者，其书法精绝，历来奉为草书圭臬，是各代习写草书的范本。唐代的张彦远、宋代的黄伯思都把《十七帖》称之为“逸少书中之龙”。

《十七帖》历来刻本甚多，不下百种，张伯英所得原藏内府，民国六年（1917年）流出，张伯英慧眼识宝，购之于北京隆福寺书肆。此帖末载跋语“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二十字，跋语上方大书一个“敕”字，此乃唐太宗从王书尺牍选取优者，宸笔助学，颁布天下而写的，由此更可知《十七帖》之珍。

启功感慨地说：“如此枣本初拓，不遇勺翁真鉴，山阴面目，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张伯英的父亲张仁广也颇具鉴赏力，他到北京见到此帖后，大为赏爱，日夕展玩，遂作赞语，亦深有见地。

张伯英在得到《十七帖》后的七年，又收到清代名家包世臣《十七帖疏证》的手稿，遂于1927年将逸少二帖附倦翁手稿结集，于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右军书范》，将两件国宝呈于世人。

1926年5月27日，张伯英一家搬进了什刹海畔的“东涯老屋”，因其位置在银锭桥之西，又有“桥西草堂”的别名，即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号（新门牌29号），书斋号为“小来禽馆。”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又追慕邢侗，故称小来禽馆。后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行《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卷首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

张伯英能于民间得识书圣二帖，偶然的原因不无存在，但决定的因素是其学识和鉴赏能力。启功在《张伯英书法集》的序言中就说：“物聚所好，前贤早有明言，法书名拓，每聚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因缘又其次也。”

张伯英收藏碑帖的主要目是为了学习和研究，而不是据为己有。他一贯看重碑帖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对于或独有书法价值、或独有文献价值的碑帖往往予以收藏，这也体现了他独特的收藏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