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炉书法||老树着花，姿媚横出——试析金农与何焯的师承和扬弃

         金农的样貌追随何焯，那么性情呢？据相关资料，“何焯25岁时以拔贡生进京城，被尚书徐乾学、祭酒翁叔元收为门生。焯秉性耿直，遇事直言辩正，因而常遭妒忌和中伤，徐乾学也对他渐生恶感。焯便上书徐，更求削去门生名义，从此，六次应考被排挤。清康熙四十一年，皇帝南巡，访觅逸贤，经宰相李光生推荐，通过考试，被安排在南书房供职，赐为举人。次年，参加礼部考试，末取，赐为进士，又选为庶吉士。后于亲王府当侍读，兼任武英殿纂修。不久，受人诬陷被囚，家藏书籍被抄。朝廷派人未见任何犯上之语，相反却发现了焯退还吴县知县赠送金钱的信稿，终于发还书籍，仅免其官职，仍在武英殿工作，并表彰他清正廉洁。焯身陷囹圄时，身带着镣铐，仍在朗读《易经》。”金农作为“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其所被当成“奇怪”的东西，正是师承何焯这类文人的操守，包括贴近生活、随机轻松、自然洒脱、精神境界、韵味素养等等，只不同的是何焯已有了进入官场的“门票”，如果金农也进了这个“门槛”，我想，金农的官场遭遇当如是，文人的个性行为、思维方式、处世观念等多种奇怪之处，他热衷于交友广泛，上至名门公卿、富豪巨贾、三教九流，却又特立独行，自命清流，对世俗弊端嗤心以鼻，在当时科举制度和政治生态下，金农的性格注定只是一个文人，所幸，文人书画反而使他扬名于世。也正因为何焯的官府职场、师尊身份、文坛巨匠的荣耀和助推，金农也想将其学识智能货与帝王家，能效仿何焯立徳立功立言，所以不难理解他晚岁还应考“博学鸿词科”，这种矛盾冲突的人格也正是文人的一个特点，也是人性的一个弱点，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真实的金农的世界。

         清人王文治评价何焯，其善学欧书，精巧工整秀逸，书风相较严整，“所见何义门……小字极工，乃临晋、唐法帖小楷有功夫者”。据查，“何焯曾受命为康熙皇帝写《四书集注》，刻成木版藏于宫内。宫内书籍则大多由焯校勘。雍正皇帝接位前曾嘱焯写《困学记闻》的注解。”从上述可知，何精于“帖学”，可能以传统书法路数授予金农，但以何的开明，奈何于官场规则的“不能”和上有所好的“不敢”创新，只能不拘一格引导金农变革，成为引致金农另辟雄强书风走向“尊碑”的导师，加上金农“道者，反之用”的叛逆和尝试，所以有了“漆书”变圆为方，黑多于白、横粗竖细、上大下小、左大右小、左低右高……，而且，何常勘误校正宫中、府内、坊间的木刻本，或者，金农正是在其间亲近，接触并摸索出他的“雕版体”书法，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金农书法观的主观世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泽东）的领悟上，金农当时是做到位了！而从金农本人看，有人认为“其二十余岁即广泛搜求考订金石碑版，几年工夫即集有汉唐金石拓片240余种，这种吉金贞石之志使金农三十岁时即毅然抛开二王帖学而转向碑学研究与创作。”如果这个观点可以商榷，石炉还认为，与帖学（纸）、碑学（石、砖、瓦等）平行的雕版（木），金农走的是第三条路（雕版），形成与前二者迥异的书风，金农出现的时代早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倡议碑学近百年。故此，金农是一代宗师巨匠是当之无愧！

         清代诗人江湜有评：“冬心先生之书，醇古方整，得之于汉人分隶，溢而为行草，如老树著花，姿媚横出。”

（文：李文远）